政策联动助力四个结构优化调整

发布时间:2021-09-29 22:3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制定出台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调整优化的相关政策。笔者认为,“四个结构优化调整”,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机融合,推动二者之间深层次的政策联动,促使环境因素更早地进入国家宏观决策体系,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实际上,“四个结构优化调整”也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粗放的发展模式下,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清洁化利用水平低,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主因。可以说,抓好四大结构调整,就抓住了污染治理的“牛鼻子”。

  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经济结构绿色化转型,实施燃煤利用清洁化改造,推动货物运输“公转铁”,加大城市扬尘和农村面源治理力度……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是,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彻底转变。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传统高耗能行业规模扩张有所抬头。2019年1月-11月,全国粗钢、乙烯、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7.0%、9.3%、6.1%、6.9%,重点区域高耗能行业增长势头更明显,增加了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难度。在能源结构方面,我国煤炭消费量大、集中使用率低,重点区域煤炭消费强度高,而且全国20%左右的煤炭用于无任何环保治理措施的农村取暖和不能稳定达标的中小型燃煤设施。目前,“2+26”城市和汾渭平原地区散煤消费约6000万吨,1吨散煤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1吨电煤的10倍-15倍。从单位货物周转来看,公路运输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分别是铁路运输的7倍、13倍。虽然我国铁路货运量同比有所增加,但占比仍然偏低,机动车特别是柴油车已经成为许多大中城市的首要污染源。由于成因复杂、涉及范围广等原因,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仍是环境污染治理中的难题。

  在推动四个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威力不断彰显,经济手段的作用也愈加突出。作为一种内在激励力量,环境经济政策可以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促进技术创新,倒逼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环境经济政策,涉及环境财税、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等多方面,激励与约束并举,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以火电行业的电价补贴政策为例,脱硫脱硝除尘合计有每度电0.027元的价格补贴,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可以再享受0.01元的电价补贴。这一政策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激励火电行业积极行动起来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大幅削减污染物排放量,推动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

  再比如,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对实施“气代煤”居民用户,给予设备安装费补贴1000元左右、采暖用气1元/立方米的气价补贴,每户每年最高补贴气量1200立方米。对实施“电代煤”居民用户,给予设备购置和运行费补贴1200元-7400元不等,居民不实施阶梯电价,确保农村居民用得起。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很关键。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加快推进四大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仍需要发挥好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擦亮经济发展的绿色底色。

  首先,完善政策措施。面对污染治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及时出台新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政策创新,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比如,为改变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推动“公转铁”工作,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多式联运,减少货物运输中的污染物排放。同时,也要注重现有政策的调整优化,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扩大政策支持范围等方式,更好地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要打好组合拳。不可能依靠一项政策解决所有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根据结构调整和环境质量改善治理目标需求,对各项环境经济政策进行整合优化,从而形成合力,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一些环境经济政策在出台时,多是关注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政策措施组合,实现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公众的多环节、多方面同时发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第三,适时进行环境经济政策效果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及时进行政策调整。通过及时、科学的评估,判断政策实施产生的作用及需要改进的问题,及时进行完善优化,使其更有效地契合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刘秀凤)

  美国对阿富汗20年的所谓民主“改造”不过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喀布尔时刻”再次鲜血淋漓地撕下了美国“普世价值”伪善面具。

  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粮食储备体系是稳定粮食市场的根本所在,“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政府和社会粮食储备共进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促进14多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中国之治”的实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与力量,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目前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叠加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面对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新形势。

  治理腐败,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坚持精准施策,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净化政治生态,追付腐败宏观政治成本,根治诱发腐败的“毒素”。

  在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内外形势趋于复杂之际,应尽快完善对自媒体的法律监管体系和行业引导机制,将预期管理主动延伸至自媒体平台,以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转向乡村振兴的交汇期,“三农”工作必须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铺平道路。

  无论是中部地区还是各大区域重大战略都不能够固步自封,应该在内部“抱团取暖”的基础上,进一步秉着“一体化”的理念,将内部优势产业、元素延伸到其他区域,不断加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合作。

  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只要把人的作用发挥好,我们就把握住了创新的脉搏,就有了推动我们国家更好更快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

  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建设和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加强高校科技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强化高校科技发展与立法互动,促进国家科技治理相关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完善激励高校科技创新的政策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法律法规机制。

  面向未来,应当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民间友好事业不断发展,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百年征程之后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立场,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全过程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广泛持续的参与保证选贤任能和事业发展的连续性,有效避免了“人民只有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政治休眠期”的局面。

  漫长行政链条所带来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一直与国家治理的历程相伴,农村地区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最后一公里”困境,乡村示范项目评比则可以帮助打通“最后一公里”。

  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不是科技成果,不应将其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分子”或加分项;恰恰相反,要将其视为科技成果的“分母”或减分项。

  要根据最新人口发展特点,构筑与大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特点相适应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物质生活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共同富裕不仅指经济上共同富裕,也包括人民对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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